当前位置:首页 > 文化 > 仰韶文化 > 正文

发现中华文明之源
    1918年10月,受聘于北洋政府农商部为矿业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通过家住河南渑池县仰韶村的王某得知那里出土古生物化石,并在王某陪同下第一次到村子附近采集了不少化古标本。

    1920年,安特生派助手刘长山到仰韶村采集化石。刘长山是地质调查所的采集员,曾经在那里见到不少石器标本。到仰韶村后,刘长山发现许多老乡家里都有石器,他把那些石器收集起来。并且从老乡那里得知这些石器就出在村子旁边,于是他去寻找,果然又采集到了一些。他把这些石器集中起来,大约有600件之多,全部带到了北京地质调查所。安特生看到了这些石器,又听刘长山介绍了仰韶村的情况,认为仰韶村有一个石器遗址。

    1921年4月,在4名警察的护卫下,安特生在仰韶村停留了8天,采集、收购了一些石器和陶片。回到北京,通过对所采集石器和陶片标本的研究,安氏认定仰韶村是中国远古文化的一处重要遗址,内有重要文物,有必要进行一次科学发掘。为了进一步搞清楚这一遗址的内涵和文化特征,回来后,安特生在向农商部总次长做了报告。

    1921年10月23日,在获得北洋政府农商部和地质调查所批准,并经河南省政府同意后,安特生再一次来到仰韶村。对仰韶遗址进行了首次调查及发掘。参加这次发掘的共有七人,除安特生外,还有安氏邀请的骨骸专家布莱克博士,地质所古生物学名誉技师斯坦斯基博士两名外国人以及地质所袁复礼、陈德广等中国学者。发掘从10月27日至12月1日,历时35天,共挖掘17个点,出土了一大批石器、陶器和一具人骨架等大批珍贵遗物。

    通过对发掘出土文物的系统整理,安特生撰写了《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刊登在1923年《地质汇报》第5号第1册),这是关于仰韶村遗址的最初报道。

    袁复礼通过测量绘制的“仰韶村遗址地形图”成为中国考古学史上最早的一幅田野考古作品。

    按照考古学的惯例,将首次发现古文化遗存的地名命名为该文化的名称,从此,一种在渑池县仰韶村首次发现的以磨制石器与彩陶共存为特征的远古文化系统便被称之为“仰韶文化”。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在仰韶文化遗址中找到了源头。
仰韶文化的发现,揭开了我国原始社会考古研究的第一页,填补了中国远古文化发展史上的空白。仰韶文化以其堂堂正正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放异彩。仰韶村古文化遗址也从此驰名中外,成为中外史学界、考古学界向往的古文化“圣地”。

    为了进一步了解仰韶村遗址的文化内涵和来龙去脉,新中国成立后,于1951年和1980年对该遗址又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与研究工作,获得了大量的遗迹、遗物,不仅为研究我国社会发展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还进一步澄清了仰韶村古文化遗址的内涵,修正了安特生一些错误的说法。

    1961年3月4日,河南渑池县仰韶文化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的保护单位。

    1985年11月6日--10日,由河南省考古学会组织召开的仰韶文化学术讨论会在仰韶村遗址所在地渑池县举行。全国11 个省市的研究石器时代的学者、教授和在文物考古第一线从事文物工作的人员参加了会议。中国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田昌玉、北大副教授严文明等19位著名专家学者在讨论会上,交流了研究成果,发表了独到的学术见解。对研究我国原始社会,探讨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起源,振奋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会上,树立了仰韶文化在中国史前研究中的价值,确立了仰韶村文化遗址的地位,认为仰韶村遗址的发现和仰韶文化的研究在中国原始社会研究和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研究中,都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